《武威文物精品图集》

序

       武威，又名凉州，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黄金节点城市，现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总面积32347平方公里，人口182.78万，居住着汉、藏、土、满、回、蒙古等38个民族，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全市现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1029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16处，馆藏文物51710件（套）。

       武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代表中国史前彩陶文化顶峰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在武威均有发现，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等器物，各类精美的彩陶则是武威境内马家窑文化陶器中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以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是距今约4000年到3400年左右我国黄河流域父系氏族社会文化的代表。出土有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铜器等遗物，玉器有石璧、玉璧、玉璜、绿松石珠、粗玉石片，铜器有铜刀、铜锥、铜钻等，是迄今中国成批出土年代最早的红铜器。

       1923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民勤县沙井村发现并以此命名的沙井文化，年代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沙井文化出土的遗物有彩陶、石器、铜器和铁器等。陶器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圜底罐。彩陶以紫红色绘制图案，纹饰有三角纹、菱形纹、网纹、鸟纹等，纹饰多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肩部，下部基本不绘彩。沙井文化出土的石器有刀、斧等，铜器有铜刀、铜三棱镞、铜铃及铜饰件，另出土有金耳环、绿松石和贝壳类装饰品。铜器中以动物为题材的牌饰和联珠形饰物，具有明显的北方系青铜器风格。战国至西汉初，武威先后是西戎、月氏、匈奴等民族游牧生活的地方。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击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并设河西四郡，武威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武威以彰显汉王朝“武功军威”而得名。河西四郡设立后，汉王朝大规模地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包括武威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班固《汉书·匈奴传》）的太平繁荣景象。东汉末到西晋时期，尽管中原动荡不安，但据范晔《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又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足见武威的繁荣和富饶。据史书记载和出土的文物资料看，汉代武威经济、文化极为繁荣发达。凉州区磨嘴子汉墓群、旱滩坡汉墓群出土的木雕文物，在古代雕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是汉代雕刻艺术的杰作。1959年、1981年先后在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简》，是目前我国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价值。1972年在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为我们研究汉代医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69年武威发现雷台汉墓，更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出土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套)。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铜奔马，它集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于一身，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巅峰之作。从西汉始，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武威以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的区位优势，逐渐成为古代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生产凋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武威远离中原，相对稳定，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之说，于是“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随之传入，使武威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由汉、氐、鲜卑、匈奴等民族在河西先后建立五凉政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五凉文化”。武威作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政权的都城，自然而然成就了“五凉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且光耀于世，武威成为当时北中国的文化中心。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凉在文化、教育、文艺、佛教、音乐、建筑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成为隋唐文化重要而独立的源渊之一。

       五凉时期，武威遗留下来的文物遗存主要有北凉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它是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之一，即是史传中提到的“凉州石窟”其形制来源于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地区。凉州石窟，对北魏的影响巨大，北魏灭北凉后，“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同）”，其中包括数千僧人，从此“沙门佛事皆俱东”，为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及人才支持。还有张茂所筑的灵钧台遗址张天锡舍宫建寺的宏藏寺遗址（即今武威大云寺），著名中外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卓锡之所鸠摩罗什寺及舌舍利塔遗址等文化遗存，是五凉期武威文化繁荣的见证。

       隋唐时期，武威重归中原王朝统治。隋唐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融合，中西交通便利。处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必之路上的武威进入了第二个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至盛唐，达到鼎盛。当时的姑臧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各国商人和僧侣云集，胡杂处，歌舞升平，一派繁华气象。唐初，玄奘西行取经，途经武威，亲眼看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绝”。《新五代史》记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中唐诗人元稹《西凉伎》云：“吾闻昔日西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是对当时姑臧城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

       唐代武威的知名度很高，凉州词、凉州乐、凉州伎舞，风靡全国。以“凉州词”为代表的边塞诗为诗化的大唐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葡萄美酒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这些传颂不衰的诗篇，成为千古绝唱。唐代的《凉曲》，曾经风靡全国。据文献记载，唐代著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后经唐玄宗改编并制作成歌词。威先后发现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家族墓、唐上柱国翟舍集墓、赵家磨唐墓等唐代墓葬，出土了金、银、铜、瓷、木、器、陶器及墓志等珍贵文物。现存的武威大云寺铜钟，天梯山石窟第2、3、13窟塑像壁画，是唐代武威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

       “安史之乱”后，武威被吐蕃占领。此后，武威又成为敦煌归义军、甘州回鹘、凉州浑末、吐蕃六谷部及党项等各民族互相争逐的地方。北宋时，西夏攻占凉州并设立西凉府，武威成为西夏陪都，“大夏开国，凉为辅郡”。西夏时期的武威，因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受到历代西夏统治的重视，社会经济、儒学、佛教得以复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如闻名中外的西夏碑、凉州区张义镇小西沟岘遗址、新华镇亥母寺石窟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古城镇塔儿湾遗址等，以及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文籍，西夏文、藏文佛经，药方，卡，瓷器，木板画等珍贵文物，品类丰富，独具特色，成为全国保存西夏文化遗存较多的地区之一。

       1247年，蒙古西凉王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使西藏从此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融合发展，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凉州百塔寺，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地。高昌王碑、西宁王碑、天祝铜牦牛、元青花瓷等珍贵物遗存，真实地反映了元朝大一统王朝下武威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

       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俗有“陇右学宫之冠”之称的武威文庙，充分说明了武威清时期，经济发展、尊孔崇儒之风盛行的情形。当时州、县兴办儒学，并普遍设立私学、义学，沿袭唐宋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时期，武威遗留下来的各类文物非常丰富，它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如：明正统年间英宗颁赐凉州大藏经的圣和4000余卷大藏经，明代著名书画家祝枝山、文徵明的传世墨宝。清代凉州府共出57名进士，这些进士当中有著名学者，还有封疆大吏，其中代表人物有孙诏、张澍、牛鉴、张美如、潘挹奎、李于楷等，他们多有墨迹留存。

       武威莫道是边城，文物前贤起后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体现了“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武城市精神，是建设文化旅游名市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编纂的《武威文物精品图集》以文物类别为构架，以严科学的态度，翔实地展示了全市馆藏文物的精品资源，生动地介绍了武威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它是一部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学术与鉴赏相合的精品力作。我们相信，《武威文物精品图集》的出版发行，对保护武威历史遗存，延续文明根脉，承载文化灵魂，彰显城市魅力，提升凉文化品牌，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